执行摘要

本报告深入分析了“中国+1”策略对中美供应链的影响，重点考察了产品加工采用中国零部件并在美国进行最终组装的可行性与意义。该策略旨在通过将业务多元化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来避免过度依赖单一的中国市场。推动这一策略转变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本报告探讨了这种特定制造模式的潜在优势和挑战，并对未来趋势和企业战略考量进行了展望。

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中国零部件在美国组装的模式在某些行业具有潜在的成本效益和供应链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显著的挑战，尤其是在关税、运输成本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地缘政治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了这一模式的复杂性。报告建议企业在考虑此策略时，进行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优先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并制定具有弹性的多元化供应链战略。

引言：“中国+1”策略及其在中美贸易中的背景

定义“中国+1”策略：

“中国+1”策略，也称为“+1”或“C+1”，是一种商业战略，旨在避免仅在中国投资，并将业务多元化到其他国家，或者将投资转向其他有前景的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泰国、土耳其或越南 。该策略的核心在于降低对中国单一来源的过度依赖，通过在其他国家建立额外的生产或采购基地，来分散风险，提高供应链的韧性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放弃在中国市场的参与，而是采取一种更为平衡和多元化的方法。

多家权威来源对“中国+1”策略的定义均强调了其核心目标是供应链的多元化和风险的降低。这一共识表明，企业界普遍认识到过度依赖单一市场带来的潜在风险，并积极寻求通过地理上的分散来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

作为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回应而出现：

过去二十年来，西方公司主要在中国投资，这主要是由于其低廉的生产成本和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然而，随着在中国经营成本的增加，特别对于制造商而言，运营成本也随之上升 。最初中国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需求的优势，日益被东盟国家所能提供的优势所取代，包括成本控制、风险多元化和进入新市场的机会。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特别是中美贸易战，以及随后的新冠疫情，进一步暴露了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加速了“中国+1”策略的采用。

从最初的成本考量，到后来的安全性和长期稳定性需求，再到近年来地缘政治和疫情冲击下的韧性建设，“中国+1”策略的演变反映了全球商业环境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现实。企业不再仅仅追求最低的生产成本，而是更加重视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采纳“中国+1”策略的驱动因素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显著削弱了其作为低成本制造中心的吸引力，使得包括越南和印度在内的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更具竞争力。此外，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例如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劳动力数量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潜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促使企业考虑在中国以外地区建立生产基地的早期主要因素之一。这表明，全球成本竞争力是动态变化的，企业需要不断评估和调整其生产布局以保持竞争力。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美中贸易战导致关税、限制和禁令等贸易壁垒的出现，给在这些地区开展业务的公司带来了显著的不确定性。政府可能突然实施政策变化或对来自特定国家的商品实施禁令，这可能会严重影响依赖中国制造的企业运营。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和中国在东海的行动等地缘政治风险也加剧了企业对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美国政府还实施了出口限制，以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和技术。

地缘政治风险已成为推动“中国+1”策略的主要因素。这些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迫使企业寻找更稳定的运营环境，以降低因政治冲突或政策变动而导致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

供应链中断和弹性：

新冠疫情暴露了过度依赖中国集中供应链的脆弱性，工厂停工、港口拥堵和物资短缺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严重延误。因此，降低风险并建立能够承受意外事件的适应性供应链变得至关重要。中国实施的“清零”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压力。

疫情是对全球供应链的一次严峻考验，它凸显了地理多元化对于确保供应链弹性的重要性。企业意识到，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必须建立更加分散的供应链网络。

道德和合规考量：

美国国会通过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UFLPA）等法规，也促使企业寻求供应链的多元化，以避免因供应链中可能存在的强迫劳动行为而面临法律和声誉风险。违反这些要求的公司可能会面临产品在边境被扣押以及客户信任度下降的风险。

道德和合规因素日益成为企业供应链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不仅需要关注成本和效率，还需要确保其供应链符合国际劳动标准和人权规范。

市场准入和增长机会：

选择“+1”目的地还可以使公司能够进入不同的新兴市场。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制造和销售机会。

除了降低风险外，“中国+1”策略还可以作为企业拓展新市场和实现业务增长的战略工具。通过在目标市场附近建立生产基地，企业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地消费者需求并做出快速响应。

政府激励和政策：

日本和印度等国正在敦促其企业将工厂从中国迁往其他国家，并提供相应的激励措施。美国政府也在通过例如《芯片法案》等政策，激励半导体等关键行业的国内制造。

政府政策在引导企业供应链布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提供财政激励和制定有利政策，政府可以鼓励企业采取符合国家经济和战略利益的供应链策略。

美中供应链相互依赖的现状

分析美国从中国的进口：

2024年，美国与中国的商品贸易总额估计为5824亿美元。尽管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额较2023年下降了2.9%，但从中国的商品进口额却增长了2.8%，总计4389亿美元。这表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仍然显著。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类别包括电气和电子设备（1270.6亿美元）、机械（851.3亿美元）、玩具（320.4亿美元）和塑料制品（215.3亿美元）。

表1：202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

价值说明：该表清晰地展示了美国目前对中国各类商品的依赖程度，突显了在哪些领域进行供应链多元化可能最具影响或最具挑战性。电子和机械设备的高进口额尤其表明，这两个行业的供应链转移将面临巨大的复杂性。具体而言，消费电子产品（如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纺织品和机械等行业长期以来都非常依赖中国的生产。

尽管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存在，这些行业对中国进口的高度依赖表明，供应链的转移是一个缓慢且复杂的过程。

美国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

美国制造商在电子、纺织和机械等多个行业都高度依赖来自中国的各种产品和零部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这些领域拥有成本优势和成熟的供应链网络。尤其是在电子行业，中国在稀土矿物和专用设备等关键领域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依赖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一些公司将最终组装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它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这表明一种更深层次的依赖关系。

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不仅限于最终产品，还深入到制造过程的各个中间环节和原材料供应。这表明，即使在美国进行组装，对中国某些投入品的依赖性在短期内可能仍然存在。

脱钩的挑战：

由于中国拥有强大的供应链网络、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行业知识，完全将运营从中国转移出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其他国家建立新的供应链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投入。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国家能够完全取代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强国的地位。

尽管存在多元化的意愿，但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和效率构成了完全脱钩的巨大障碍。这表明，“中国+1”策略可能是一种更现实和渐进的风险管理方法。

可行性分析：中国零部件，美国总装模式

潜在优势：

成本效益：

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但在零部件制造方面，中国仍然可能更具成本效益，这得益于其成熟的产业集群、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以及某些行业较低的原材料成本。利用中国庞大的制造能力和完善的供应商网络，可以确保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获得各种标准化和定制化的零部件。这种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中国在零部件生产方面的成本优势与在美国进行最终组装可能带来的品牌效应或其他优势。

虽然美国的最终组装劳动力成本通常较高，但通过利用中国成熟的供应链以较低成本获取零部件，对于某些产品而言，总体成本可能仍然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零部件成本占总成本比例较高的产品中。

成熟的零部件供应链：

中国拥有高度发达且全面的零部件供应链网络，尤其是在电子和纺织行业，可以提供广泛的供应商和材料选择。这种成熟的供应链基础设施可以确保零部件供应的可靠性和潜在的高产量，这对于满足大规模市场需求至关重要。与在其他“+1”国家建立新的零部件采购渠道相比，依赖中国成熟的供应链可以降低相关的风险和复杂性。

中国在特定零部件制造领域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其他替代来源可能缺乏相同的规模、效率或专业知识，因此，对于某些关键零部件，中国仍然是更实用的选择。

获得中国专业的制造能力：

中国的某些地区，如深圳，因其在特定行业（如电子行业）的专业化和技术积累而闻名。中国在各个制造领域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拥有强大的物流系统来支持国际贸易。对于需要高度专业化的零部件或中国拥有显著技术或规模优势的制造工艺的产品，从中国采购零部件并在美国进行组装可能是最可行和最有效率的选择。

某些行业已经高度集中在中国，其拥有的专业技能、技术和配套基础设施在其他地方难以找到，这使得依赖中国进行关键零部件的制造几乎成为必然。

主要挑战：

进口零部件关税：

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的关税，包括零部件，会直接增加在美国组装中使用中国零部件的成本。尤其是在半导体、电动汽车和电池等战略领域，近期和潜在的未来关税上调可能会对依赖这些中国零部件的行业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这些关税可能会显著提高在美国使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的产品的总体生产成本，从而可能使这种模式在经济上对某些产品而言不可行。

关税是“中国零部件+美国总装”模式面临的主要经济障碍，它可能会抵消从中国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格局也为这种方法增加了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运输成本：

将零部件从中国运输到美国的成本，包括海运（2025年3月集装箱海运价格在1550美元至3050美元之间）和空运（2025年3月约为每公斤3.00-5.00美元），根据数量和紧急程度，可能会非常高昂。拟议对中国制造的船舶征收港口费用（每次靠港高达150万美元），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两国之间的海运成本。燃油附加费、关税（根据产品类型，税率从0%到20%以上不等）以及因运输时间（海运23-30天，空运2-7天）和港口拥堵而导致的潜在延误等因素，都会增加运输的复杂性和成本。

运输成本增加了这种模式的总体费用和复杂性，潜在的新费用可能会进一步侵蚀从中国零部件获得的任何成本节约，使得整体经济效益降低。

知识产权保护担忧：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不足表示担忧，这给那些与零部件制造商分享设计和技术的公司带来了风险。与中国零部件制造商分享专有信息（如设计和制造工艺）存在潜在的未经授权的复制或竞争风险。相比之下，美国在最终组装阶段可能拥有更强的法律框架和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机制。

虽然美国组装可能为最终产品提供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但在中国零部件制造阶段存在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仍然是企业必须积极应对的重要问题。

供应链协调复杂性：

管理涉及中国零部件制造和美国最终组装的供应链，在不同时区、需要跨文化沟通以及应对不同的监管环境等方面，存在固有的后勤和运营挑战。这需要细致地协调零部件采购、质量控制、运输物流、两国仓储以及最终的组装过程，以确保货物顺畅高效地流动。货运能力波动、零部件运输时间较长以及确保从中国到美国组装厂的原材料供应稳定等潜在问题也需要考虑。

跨越两个主要经济体的跨境供应链显著增加了复杂性和潜在的中断风险，需要强大的规划、精密的管理能力和敏捷的响应机制。

美国组装劳动力成本：

美国的组装劳动力成本通常远高于中国，这可能会抵消从使用中国零部件获得的部分成本节约。2023年5月，美国装配工和制造工的年薪中位数为39720美元（每小时19.10美元），不同行业的工资有所不同（例如，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业为39310美元）。自动化和先进制造技术的进步可能有助于抵消美国组装过程中较高的劳动力成本。

较高的美国最终组装劳动力成本可能会显著影响“中国零部件+美国总装”模式的整体成本结构，从而可能减少或消除使用更便宜的中国零部件所带来的成本优势，需要仔细评估其经济可行性。

行业聚焦：适合中国零部件，美国总装的产品和领域

电子行业

电子行业与中国庞大的制造生态系统在各种零部件方面有着深入且长期的融合，从基本的电阻器到复杂的集成电路。这种依赖使得在短期到中期内完全摆脱中国电子零部件非常困难。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技术配件等产品，由于其零部件的成本效益和可获得性，通常从中国采购复杂的零部件，即使最终组装在其他地方进行，包括可能出于特定市场或战略原因在美国进行。

电子行业似乎是这种模式的主要候选者，这归因于其零部件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中国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而美国组装可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或利用国内优势。

纺织和服装行业

中国在全球纺织和服装行业中扮演着重要且主导的角色，涵盖从棉花和合成纤维等原材料到织物、纱线和成品的生产。尽管服装组装环节有所转移，但中国仍然是纺织零部件的关键来源。虽然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服装组装已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但像特种面料、线和装饰品等零部件可能仍然来自中国，最终在美国进行服装组装，特别是对于高价值或利基产品。

对于纺织和服装行业的某些领域，利用中国具有成本竞争力和多样化的零部件生产，同时专注于美国本土的设计、品牌、质量控制或针对国内消费的专业化组装，可能是一种可行的模式。

机械和工业设备行业

美国各行业的制造商都依赖来自中国的广泛零部件，用于机械和工业设备，包括电机、泵、齿轮和电子控制装置。工业零部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中国广泛的制造业基础具有吸引力。利用具有成本效益且易于获得的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在美国组装专业化或高价值的机械和设备具有潜力，这使得美国制造商能够专注于最终集成、定制和质量保证。

在需要复杂机械或电子零部件的行业中，从中国采购标准化零部件并在美国进行最终集成、测试和定制，可以在成本效率和利用国内工程专业知识之间实现战略平衡。

汽车行业

中国在全球汽车行业中的作用迅速增长，不仅在整车组装方面，而且在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和出口方面也日益重要，包括电子产品、塑料制品和金属冲压件。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汽车制造业出现了一些回流和多元化的趋势，但某些非关键或标准化的零部件可能仍然从中国采购，用于美国的最终车辆组装，特别是对于成本敏感型汽车领域或作为全球平台的一部分。

汽车行业供应链全球分布且复杂，成本压力巨大，因此，对于某些应用，利用中国具有成本竞争力的零部件可能是有益的，同时专注于美国本土的最终车辆组装、先进技术集成和创新。

可再生能源（太阳能）行业

中国在太阳能行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控制着从原材料开采到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和成品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供应链的很大一部分。这种主导地位使得在成本和规模上与中国相媲美的太阳能零部件在其他地方极难采购。利用具有成本效益的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片和硅片在美国组装太阳能组件具有潜力，尤其是在关税或政策激励有利于国内组装或允许在美国进行增值活动的情况下。

太阳能行业体现了这种模式的复杂性和机遇，中国在零部件方面的主导地位可能需要持续依赖，但美国的组装可以与国内能源目标相一致，并可能降低完全依赖成品进口的一些风险。

美国和中国贸易政策的影响

分析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历史悠久，始于2018年根据301条款对电子和机械等行业征收的关税，随后扩展到其他战略领域并提高税率。这些关税显著增加了美国制造商使用的许多中国零部件的成本。尤其是在半导体（到2025年将达到50%）、电动汽车（到2024年将达到100%）、电池（到2024/2026年将达到25%）和关键矿产（到2024/2026年将达到25%）等战略领域，近期和计划中的未来关税上调将直接影响美国组装的关键投入成本。

美国贸易政策，特别是关税的积极使用，通过大幅增加进口投入品的成本，对“中国零部件+美国总装”模式构成了主要且不断增长的阻碍，可能使得许多产品类别的这种模式在经济上不可行。未来政策决策固有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挑战。

中国的报复性措施

中国已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如煤炭、液化天然气、原油、农业机械、汽车）征收报复性关税，并可能使用对关键矿产和技术的出口管制作为反制措施。中国越来越重视其“双循环”战略，旨在促进国内需求，减少对不友好国家的依赖，这可能导致其出口重点和政策发生转变。中国已展现出使用对关键矿产（如钨、铋、铟、钼、铟）和技术的出口管制的意愿，这可能会扰乱美国在某些高科技行业进行组装所需关键零部件的供应。

中国对美国贸易行动的政策回应可能会给美中供应链带来进一步的复杂性和风险，不仅可能影响成本，还可能影响美国本土组装所需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的供应。

对“实质性改变”和原产地规则的影响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根据“实质性改变”原则确定进口商品的“原产国”，这对于关税适用和标记要求至关重要。简单组装操作通常不足以构成实质性改变。CBP考虑的关键因素包括在美国进行的组装操作的复杂性和范围、所用零部件的数量和性质、在美国增加的价值以及进口零部件是否失去其特性并成为新产品的组成部分。

即使大多数零部件来自中国，在美国进行的组装过程的具体性质和复杂性最终将决定最终组装的产品是否被视为原产于美国以适用关税。简单的组装可能不足以赋予美国原产地，这意味着中国零部件的关税仍将适用于最终组装的产品。

供应链协调与复杂性

双边供应链的物流挑战

管理中国零部件制造和美国最终组装这两个地理遥远国家之间的采购和制造业务，存在固有的物流挑战，包括可能阻碍实时沟通和决策的时区差异、可能使谈判和日常互动复杂化的文化和语言障碍，以及需要应对不同的商业惯例和期望。

这些非物质障碍会显著影响效率并增加产生误解的可能性。

运输和仓储

必须建立高效可靠的运输网络，将零部件从中国的制造工厂运往美国的组装厂，考虑到所涉及的长距离和各种运输方式（海运、空运）。在中国的仓储需求（用于在装运前临时存储成品零部件）和美国的仓储需求（用于接收、存储和管理流向装配线的零部件）都需要仔细规划，包括相关的存储、搬运和库存管理成本。由于漫长的运输时间（尤其是海运）、主要航运枢纽的港口拥堵风险以及通常耗时的进出口清关程序，可能会出现显著的延误。

优化仓库位置和流程对于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延误至关重要。

监管合规和海关程序

必须遵守中国和美国复杂且通常不同的监管环境，包括进出口管制法规、产品安全标准、环境法规和劳动法，这需要熟悉两套体系。跨境运输需要复杂的清关程序和大量的单证（商业发票、装箱单、提单等），这需要一丝不苟地关注细节并遵守两国的具体法规。遵守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UFLPA）等法规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该法要求对零部件的来源进行严格的尽职调查，特别是那些来自中国已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的地区的零部件。

未能遵守规定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处罚和业务中断。

供应链可见性和风险管理

建立和维护整个供应链（从中国原材料采购到美国最终组装和分销）的全面可见性至关重要，以便主动识别潜在风险并确保及时干预。有必要制定强有力的应急计划，以应对可能在这一双边供应链的任何阶段发生的中断，包括中国的供应商问题、运输延误、港口拥堵以及两国可能发生的不可预见事件。

实时跟踪和数据分析对于实现有效的可见性至关重要。

美中供应链的未来趋势和展望

“中国+1”策略的演变

越来越多的预测表明，传统的“中国+1”策略将进一步演变为“亚洲+1”策略，企业将寻求更大的多元化，在多个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可能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建立制造和采购业务，同时仍然在中国保持战略性存在，以服务特定市场或利用特定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制造商自身也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和建立生产基地（“中国无处不在”或“出海”），包括在那些也是“+1”策略一部分的国家，这模糊了原产地的界限，并可能在供应链地理转移的同时，维持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核心作用。

这反映了亚洲地区供应链网络向更地理分布和更具弹性的方向发展。

区域化和近岸外包的潜力

对于美国市场而言，供应链区域化的兴趣和势头正在增强，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探索在墨西哥和可能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国家进行近岸外包的可能性，以减少对来自中国长距离供应链的依赖，缩短交货时间，并可能受益于有利的贸易协定，如美墨加协定。亚洲内部也存在发展更强大的区域供应链的潜力，东南亚和印度的国家可以进一步整合其制造能力，以服务区域和全球需求，从而可能减少对中国某些类型商品和零部件的依赖。

这种趋势的驱动力是对北美市场更强的控制、更快的响应速度以及降低地缘政治风险的需求。

技术进步的影响

自动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进步有可能显著影响制造业的经济性，通过减少对人工劳动力的依赖和提高效率，长期来看可能使美国本土的组装更具成本竞争力。数字技术（如高级分析、物联网和区块链）在增强供应链可见性、改善地理分散运营之间的协调以及构建更具弹性和响应能力的供应链网络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可能使“中国零部件+美国总装”模式在长期内更具吸引力。

地缘政治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关键因素

美中之间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两国实施的贸易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将继续是塑造其供应链关系的主要因素，为企业带来挑战和机遇。企业迫切需要保持敏捷性、适应性，并充分了解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和贸易政策，以便有效地应对美中供应链的复杂性，并对其采购和制造策略做出战略决策。

企业需要为持续的波动和潜在的中断做好准备。

建议和战略考虑

进行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

建议企业仔细评估与“中国零部件+美国总装”模式相关的总拥有成本，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如中国零部件的初始成本、适用关税、运输和物流费用、美国组装劳动力成本、仓储和库存管理成本以及潜在的质量控制考虑因素。强调必须考虑未来关税税率和运输成本波动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会显著影响这种制造模式的长期经济可行性。

优先考虑知识产权保护

建议在从中国采购零部件时实施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包括与中国制造商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大合同，其中包含明确的保密协议和解决知识产权所有权和侵权行为的条款。强调在中国主动注册商标、专利和版权以确立法律权利并便于打击潜在侵权行为的重要性。

制定具有弹性的供应链策略

鼓励企业积极寻求供应链的多元化，超越单一的“+1”国家，探索多个替代采购和制造地点，以减少对任何单一地区的过度依赖，并提高应对地缘政治和经济冲击的整体弹性。建议主动与多个地理位置的合格供应商建立关系，以便在发生中断时提供灵活性和替代采购选项。强烈建议彻底探索美国市场近岸外包的机会，例如在墨西哥或加拿大，以可能受益于更短的交货时间、更低的运输成本和降低的地缘政治风险。

增强供应链可见性和协调性

强调投资和利用先进技术和数字平台以获得整个供应链的全面可见性的重要性，从而实现货物的实时跟踪、潜在中断的主动识别和改进的决策。建议在中国和美国的团队及合作伙伴之间建立清晰、高效和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沟通渠道和强大的协调机制，以确保运营顺畅和有效的问题解决。

随时了解贸易政策发展

建议企业密切关注和分析美国和中国实施的贸易政策变化，包括关税调整、出口管制和其他监管措施，以了解其对采购成本、市场准入和整体供应链战略的潜在影响。建议制定灵活且适应性强的应急计划，以便能够快速调整采购和制造策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动态。

考虑“美国制造”因素

评估特定产品类别和目标人群的“美国制造”标签相关的潜在市场优势和消费者偏好，因为这有时可以证明美国更高的生产成本是合理的。彻底了解并确保美国的组装业务符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制定的严格标准，以便合法地为最终产品声明“美国制造”的原产地，如果发生实质性改变，则可能避免对进口的中国零部件征收关税。

结论

美中供应链关系复杂且不断演变，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贸易政策对其影响巨大。虽然“中国零部件+美国总装”模式在特定行业和产品类别中可能具有可行性，但企业必须进行彻底的尽职调查，并仔细权衡潜在利益与关税、运输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担忧和物流复杂性相关的重大风险和挑战。采取细致且适应性强的方法，通过多元化优先考虑供应链弹性，并密切关注动态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格局，对于在这个复杂且不确定的环境中运营的企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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